战后,奥林匹克运动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奥运会规模扩大,项目剧增。战争结束后的1948年奥运会有来自59个国家奥委会的4062名运动员参加136个项目的比赛,1972年时则有121个国家奥委会派出7121名运动员,参加195个项目的比赛。冬季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数目也由1948年的28成员国的369人增加到1972年的35成员国1006人。在奥运会规模扩大的同时,竞技运动的水平快速提高,出现了体操运动员科马内奇、田径运动员摩西、比蒙等一批超级明星和8.90米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跳远纪录。1960年埃塞俄比亚的阿贝贝赤足获得马拉松比赛冠军,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奥运体坛显示力量。奥运会举办地也不再局限于欧洲和美洲。

　　1956年和1964年分别在大洋洲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亚洲日本的东京举办了第16和第18届奥运会。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本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这不仅为中国体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国际舞台,促进了中国体育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奥林匹克运动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是:1.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奥运会的影响。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以来,政治对奥运会的影响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冲突、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等,都对奥运会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分子出于政治目的,开始将奥运会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即为一例。出于政治原因而对奥运会实行的抵制连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2.竞技运动商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的进程开始加快。60年代中期以来,奥运会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趋势已露端倪,国际奥委会的"业余"禁条屡被触动,奥运会与经济相结合的势头强劲,防不胜防。奥运会比赛中欺骗行为有所抬头。首先,违禁药品的滥用日益严重,1960年罗马奥运会出现奥运史上第一例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而丧生的事故,兴奋剂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在女子项目的比赛中出现了有男性特征的运动员,运动员的性别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3．奥运会出现经济危机。随着奥运会的膨胀,举办奥运会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投入急剧增加, 而旧有的筹资方式远不能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再加上举办奥运会对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一些居民反对在自己的城市举办奥运会, 如美国的丹佛市就因此而不得不将已经得到的197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交回,由国际奥委会另选城市。1976年蒙特利尔因举办奥运会而债台高筑。到70年代后期, 愿意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只剩下洛杉矶一个。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二战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60年代以来奥运会社会化、大型化、综合化的新趋势缺乏认识,坚持多年来形成的封闭格局, 拒绝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打交道,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拒商业于奥运之外, 以保持奥运的"纯洁',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严重脱离社会。国际奥委会的保守与僵化加剧了它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矛盾, 为了集聚各自的力量 ,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于1967年成立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 各个国家的国家奥委会也于1979年成立了国家奥委会协会。

　　奥林匹克三大支柱的合作关系出现了危险的裂痕,它们共议大事、互相沟通的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也已自1930年起就处于休眠状态。此外,尽管二战后大批新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奥林匹克运动,但在布伦戴奇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20年间仅增加了6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受到忽视。于是,自6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其全部资产到1972年只剩下区区200万美元。奥林匹克运动积蓄已久的各种矛盾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旧的模式已无能为力,而新的模式、新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1972年,爱尔兰人基拉宁接替布伦戴奇,出任国际奥委会第六任主席,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基拉宁任职的8年是奥林匹克运动变封闭为开放的过渡阶段,国际奥委会开始重新审视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形成的业余原则和奥林匹克运动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观点对人们思想所形成的禁锢开始松动。尽管这8年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进程是缓慢的,却为下一阶段萨马兰奇大刀阔斧的改革做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