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与美国正面刚，中国靠的究竟是什么？_

前些日子，蒋校长文章《我们正在和一个舆论走向分裂的美国打贸易战》中说到，如果我们能利用好美国分裂的舆论场，加剧他的分化，那么看似强大的美国，分化后的力量就力所未逮了。除此之外，把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发挥到极致，把自己能争取的所有力量统和好，那么中美力量实现逆转，指日可待。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第一次撬开了中华大帝国的大门。但是多个列强的多次侵略，未能瓜分中国而成他们的殖民地，残暴日本的侵略，也未能灭亡我中华。相比之下，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中华民族更是能从容应对。遍览世界，在列强打压下保住了自己的文明的，非洲有个埃塞俄比亚，不过想殖民他的是意大利，意大利不能成功那就不提也罢。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落后国家都没有顶住列强的殖民化，在美洲、在非洲、在亚洲。而在二战后的独立浪潮中，虽然多数国家摆脱了殖民化，却都未能成功实现工业化（韩国的工业化有美国扶植的因素），在摆脱被侵略殖民后能一跃而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就是中国了。

这个原因一定内在于这个文明内部。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为什么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因为这不仅是中共带领人民的反抗，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对外族入侵的反抗。中国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还有老祖宗的底子，中国今天能顶住美国的打压，也是因为有这个底子。

我们来说说这件事。

我们过去学的历史，对新中国以前的历史有一个概括，那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换句话，在1840年以前，那就是封建社会。问题是这个概括未必对！但是这个概括深入人心，我上次的文章《中国人，挺起你的腰杆子！》谈中华文明，后台的评论中，有人还在提中国以前是个封建国家，甚至我上次提到中华文明时，有一句话：“中国不但是一个大帝国，而且不是一个封建大帝国”，发文的小编手一滑，把那个“不”字删掉了。

不过马克思提到过“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他当然没说不是封建大帝国，但他承认这是一个大帝国。

为什么要说中国自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大帝国，这与说是封建社会有什么不同吗？有很大的不同。当然，都处于农业社会，基本生产力都一样，但是政治体制带来的不同还是很明显，我们分别说一下。

大帝国（郡县制）是比封建社会更高一级的农业国社会体制，因为没有贵族这一阶层。贵族是剥削，地主也是剥削，有什么不同吗？很不同。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离开我们2000多年了，除了书上的概念，我们已经没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周天子只是天下“共主”，周天子与贵族共有天下，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社会动乱不停。别看历史上把周朝说得多好，看一组数字就行了。周朝立国，靠的是“八百诸侯”，当然当年“诸侯”规模较小，有的诸侯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这八百诸侯到了东周就打的只有100多个诸侯国了。再经过春秋战国一系列兼并，秦国一统天下。欧洲其实也差不多，著名的有英法的百年战争，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其实与中国的战国时代差不多。

换一个角度，我们聊聊国军和共军。国军的结构就有点像封建制，常凯申先生号称总司令，其实不过是个共主，他手中真正能掌握的只有黄埔系，其他军阀表面服从常凯申先生，打起仗来还是要保护自己实力和地盘的。把军队和地盘换成社会表达，那常凯申管的黄埔系和江浙就是共主控制下的王畿，各军阀及其所占地盘那就是诸侯。

因此常凯申政令不出黄埔系所能控制的地盘，其他军阀为扩展自己的实力时不时打打仗，什么蒋冯阎李大战中原，也有联合起来把常凯申先生逼下野的事情。遇上外敌了，常凯申嘴上讲大义，实际上把地方军阀的部队顶在前面，实为“削藩”；地方军阀也不傻呀，没了实力，或丢了地盘，那就完逑，于是就出工不出力。结果张灵甫没了。

共军的结构类比为大帝国结构，上下组织结构清晰，全军服从一个中央，“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该上的时候谁也不能保存实力，该赏的时候，“宰相必取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就叫“百代犹行秦政治”。

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这基本可以反映出封建社会共主和诸侯的关系，和大帝国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难看出，大帝国的政体优于封建制的政体，和现代多数共和制政体结构上有类同之处。欧洲由于小国林立，缺少了这一阶段，欧洲的拿破仑、希特勒希望一统欧洲都成为梦想。带来的问题是，欧洲对大帝国的治理，对统一意识形态的理解，那就差了一个档次。相较之下，倒是美国对大帝国的治理有些体会。

大帝国的治理和封建社会的治理有什么不同吗？

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就是儒教。有人说，那是儒学，不能称之为儒教，那是太拘泥于只有神教才能成为教了。一门学问那只是学问，当学问上升为一国的意识形态时，称之为“教”也没什么不妥。

再用比喻开路吧。现代大企业光用一般的企业管理是很难管好的。现代化大企业的人员散布在世界各地，仅凭指令管理效果会很差。能做得好的企业都极为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你去看看任正非的讲话，很少讲到具体的管理问题，基本都是在提倡一种企业文化。当你把一种企业文化成功的灌注在员工脑子里以后，企业管理就变得顺畅有效。

国家其实也是如此，尤其是大国，要管理好就得借助一种意识形态。所谓纲举目张，当这种意识形态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后，国家的管理才能顺畅。这种意识形态不能光是空口提倡，要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和相关惩罚。中国的科举制不但是一种很好的选官制度，而且科举选题均从儒学典籍中来，这也对儒教作为一种国教有极大的强化作用。这种以教化为主的统治我们也称之为“王道”。

当然对一个巨大的帝国，也不是光提倡一种意识形态就行了。中国人很有包容性，儒教为干，法家为骨，偶尔也来点道家的无为而治，佛教提供一点精神鸡汤。在中国民间，儒道释也常常共存。比如山西恒山的悬空寺，三家领军人物共处一室，接受拜祭。

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诸子百家学说，和欧洲一神教对比有何差异呢？

欧洲一神教不也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吗？这可不好说。王权、贵族权力和神权总在争夺最高权力。欧洲神权并不满足去辅助王权，倒是很长一段时间凌驾于王权之上。中世纪末期，王权开始夺回权力。直到工业化发动后，世俗权力才占了上风。但是神权并非是治国的辅助，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

欧洲既没走到大帝国的阶段，也缺少统一的意识形态治国的经验，因此他们常行的是“霸道”。

西方开始懂得利用统一的意识形态治国，应该始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对人权、法治、自由的探讨，然后二战后美国加上“民主”，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终于修补成“普世价值”。也就是说，在近现代的时候，西方才出现了用统一的意识形态治国的好处。明了不等于善用，我们看到这才二十多年，西方又恢复了“本性”，用暴力对外推行“普世价值”，其实是把价值观治国当做遮羞布了。而对内，又一根筋的理解价值观治国，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尺，算是学着用统一意识形态治国的幼儿园阶段，造成各国内部观念的撕裂。

正是因为欧洲直接由封建社会跨入工业文明，封建残余保留的特别多，喜欢用拳头说话就是显例，不善用意识形态治国也是明证。

其实在中国，利用意识形态治国也是有几百年的转化沉淀过程的。正因为在上层精英中逐步倡导以儒学作为主流意识，汉代以后，“有叛国而无叛郡”，意思是官吏由上级任命，因此在诸侯国叛乱（七国之乱）时，没有郡县叛乱的。而在唐代，节度使大权独揽，最后安禄山叛乱，也有不少节度使跟着叛乱，但是“有叛将而无叛州”，表明郡县制在国家稳定上的成功。要知道在叛乱的情况下，国家很难对各郡县下达政令，各郡县还能忠于中央，管治属地，凭的就是这种体制和统一的意识形态。

这样运行2000年之久，一种统一的意识，儒学的浸润，已经深入各级官吏头脑，几乎形成一种基因了。一个证据就是，清末民国初，多少军阀顺势造了清王朝的反，他们个个手握军权且具有地盘，不少人有野心，但是没人敢公开割据裂土的，都得奉民国的正朔，否则立刻不得人心。

共产党则把这种对中华5000年文明的自豪和强烈的国家意识灌输到全民。由于老祖宗的积淀和共产党的努力，中国的统一和对中华文明灿烂的自豪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它足以起到团结国人共度时艰的作用。所以本文开篇说道，我们能顶住美国的打压，除了党的领导，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它使我们这个民族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反思中，有人指责大帝国阶段，一是长期的专制制度，造成向资本主义转型困难；二是长期的帝国政治，形成了“超稳定结构”，使得向资本主义转型困难。现在回头看，这个反思很成问题。为什么要把未能发展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古人呢？而且这七十年的发展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超稳定结构”，只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只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努力奋斗，这不也追赶上来了吗？

欧洲跳过了大帝国阶段直接进入工业文明，这倒是必然，因为小国林立，彼此实力差别不大。而封建阶段和大帝国阶段，对应的都是农业文明的生产力，区别在于为了提高生产力，大帝国打掉了一个贵族阶层，直接以官僚阶层取代，提高了帝国的统一政令的管理能力。欧洲缺了这个阶段，就缺了大国的胸襟及眼界，以及大国利用意识形态治理国家的长期实践。

有人反对，你看欧洲用“普世价值”不也治理的很好？

不过这可真不香。“普世价值”的概括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成型，才玩了不到三十年已经千疮百孔了。从依靠暴力到价值观治国，这个转型没个百八十年是玩不好的。美国疯狂扩张成了一个大国，具备了一定的大国胸襟及眼界，有点明白有一个价值观的重要，但是缺了历史的积淀，遇到大变局的关头，也还是懵了头。

所以总结一句话：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2000多年大帝国的文明陶冶，还真不是那些只有几百年封建史和200多年资本主义历史的国家能打垮的。

倒是不管资本主义思想还是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根植于工业文明中的。中华文明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结合，与原文明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民为贵”、“不患寡而患不均”结合，其间的化学反应还真难说清。

道可道，非常道！

文章作者：蒋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