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附录解叙_

　　附录《国语》解叙

　　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据意，托王意以流藻，其渊源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义并陈，非物诸子之伦也。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至于章帝，郑大司农为之训注，解疑释滞，昭晰可观，至于细碎，有所阙略。侍中贾君敷而衍之，其所发明，大义略举，为已憭矣，然于文閒时有遗忘。建安、黄武之閒，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采摭所见，因贾为主而损益之。观其辞义，信多善者，然所理释，犹有异同。昭以末学，浅闇寡闻，阶数君之成训，思事义之是非，愚心颇有所觉。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知所去就，然浅闻初学犹或未能祛过。切不自料，复为之解，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闰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犹恐人之多言，未详其故，欲世览者必察之也。

　　《国语全译》序，贵州人民出版社，《国语全译》前言，1995年2月版，全一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浩如烟海的文化历史典籍，《国语》是其中优秀的一部。它是先秦时期三部历史名著（《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一，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全书共二十一卷，七万余字，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分别记载了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67年），至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公元前453年），约五百一十五年间的部分历史人物的言论和史事。

　　《国语》以“国”分目，记“语”为主，故书名《国语》。它与《左传》所记载的史事都以春秋时期为主，只不过《左传》依鲁君纪年，记事以鲁国为中心，是解释《春秋》的，被称作《春秋内传》；而《国语》则分国系年，事件以所记国为中心，韦昭《国语解》说：“其文不主于经（《春秋》）”，因此又称作《春秋外传》。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有关《国语》的作者，在唐宋以前，多执汉儒之说，认为是左丘明，而《国语》正是摭拾《左传》的编余材料写作而成的。但自“（晋）傅玄、（隋）刘炫、（唐）啖助、陆淳，皆以为与左氏文体不类”（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宋人陈振孙更认定其“必非出一人手也”（《直斋书录解题》），清代的赵翼则说：“《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简料而存之，非手撰也。”（《陔余丛考》）经历代学者的考校甄别，已基本上推翻了《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之说。

　　《国语》以记言为主，而它记载的言论系依据旧史的记录。我国古代史官建制甚早，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而且编制完备，分工明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另外，各诸侯国之间的朝聘会盟、兴邦灭国、天灾人事、死丧事故等，均赴告周王室及各国，供史官记录。《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百国春秋”（见《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论》引《墨子》佚文），《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机》，鲁之《春秋》，一也。”《晋语七》也说：“羊舌肸习于春秋”，可见当时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是比较完备的，而且不少史料已各自汇编成集。而《国语》的《晋语九》、《吴语》、《越语》已涉及战国初年的某些历史事实，故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国语》当是战国初期一位熟悉各国历史掌故的人，根据当时周王室和部分诸侯国的旧史史料，经过选择整理，加工汇编而成的。这个汇编者可能不是左丘明，但他必是阅读过《左氏传》的人，否则便不会在内容上有意识地补其缺遗了。

　　《国语》成书于战国初期，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化，城市经济的繁荣，旧制度的崩溃，王室的衰落，国与国之间的剧烈兼并，华夏与四境民族的融汇交往，学术文化思想的活跃，矛盾交错，异彩纷呈。《国语》虽然因为体例的限制，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但它在时代的影响下，其思想内容仍是相当复杂纷繁、多彩多姿的，举凡“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国语解叙》）概被纳入，尤着力于政治事件、经济体制、军事行动、内政外交、典章制度、道德礼仪等方面的言论记述。《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晋语》九卷，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它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从武公替晋为诸侯，献公之子的君权之争，文公称霸，一直到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的政治历史，从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时间长，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国语》称为“晋史”。《郑语》一卷记周太史伯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大局势。《楚语》二卷，主要记灵王、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吴语》一卷、《越语》二卷记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史实。

　　《国语》在记事上较《左传》早二百四十六年，记载的史实除《周语上》的一部分和《郑语》属于西周外，是以春秋时期为主。只不过《左传》是编年体，《国语》是国别体；《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言论既需要理论的论证，形象的表达，也要以大量的事实作为论辩的缘起，所以在史实记载上，两书可相互参证。据统计，在《国语》记事中和《左传》内容大致相同的有六十多条，内容不同的有九十四条，所记内容相同而史实有出入，人物、年代有差异者近一百条。《国语》在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上虽不及《左传》，但仍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它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这种分地域（国）记事的体例，在记同一时代的某国历史时，便以某国的事件和人物为主要记述对象，由于其有背景的联系，故与整个时代无割裂之感。这种体例后来多用于分封割据时的历史记载，如陈寿的《三国志》便是继承发展这种体例的硕果。而《战国策》及后来欧阳修主撰的《新五代史》、明崔鸿汇辑的《十六国春秋》和清人吴任臣撰的《十国春秋》便是这种体例的延续，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世家”一类体例也显然是受到《国语》的影响。

　　其次，由于《国语》的作者是以变革发展的史学观念来看待历史，尽管大部分旧史是从维护正统、甚至保守的立场记录的史事，但通过作者采撷的篇章、事件、言论，除客观地保存了大量史料外，也反映出当时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一些进步的观点，交待了历史的演进。《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篇，写宣王不遵循古制，不举行亲耕千亩籍田的典礼，这实则是当时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进步措施。柳宗元说：“古之必籍千亩者，礼之饰也。”（《非国语》）西周共和后，公田制已经难于维持，周宣王废弃名义上亲耕实则民力助耕千亩籍田的制度，不要这个“礼制”的装饰品，是废弃助法（西周税法的一种）改行彻法、改力役地租为物品地租的一项改革措施，它和“料民”（普查人口）一样，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虽然《周语》的作者以反作正地记载了虢文公和仲山父的谏言，但坚持实施新政策法令的周宣王不予理睬，新税法、新政令在政治斗争中取胜，事实上成就了周宣王的中兴，历史在变革中前进发展。这些地方可看出作者眼光之敏锐。再从《鲁语上》里革将晋人弑君委过于君主本身，《晋语二》里克杀掉祸乱晋国的骊姬及幼君奚齐、卓子，申明自己是出于维护国家政权的公心，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这些记载比之其他史书将弑君者一概斥为乱臣贼子有本质的区别。

　　《国语》还通过言论的记述，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现实，反映出当代重要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比如《周语上》记厉王弭谤屠杀人民、纵容荣夷公搞专利；《晋语》记献公杀子、骊姬进谗、惠公争夺君权出卖国家利益；《楚语》记灵王建章华台、令尹子常蓄货聚马；《吴语》记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对外进行武力扩张、杀伍子胥等等，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贪婪奢侈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而对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具有爱国精神、美德美行的人物，则给予褒扬赞美，比如《齐语》中的管仲、齐桓公；《鲁语》中的展禽、里革、臧文仲、公父文伯之母；《晋语》中的晋文公、赵衰、赵盾、晋悼公、叔向；《吴语》、《越语》中的伍子胥、范蠡、文种、勾践等等，表现了作者的是非观念和爱憎分明的态度。

　　《国语》的作者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没有能跳出西周敬天保民的窠臼，作品中掺杂了不少天命神鬼的迷信，但显然已经将鬼神放在了“民（人）”的附属地位，认识到“民”是国家生存、社会发展的主体，是起决定作用的。《鲁语上·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写执政卿臧文仲让人们去祭祀海鸟爰居，遭到展禽的批评，他认为祭祀是国家大事，要重视，但不可淫祀（滥设祭祀），应该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扦大患则祀之”，也就是只有为人民建立了功劳，对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比如，黄帝、尧、舜、鱼玄、禹、契、冥、商汤、后稷、周文王、周武王等才配成为祭祀的对象。这实质上是以“人事”为着眼点，以“神事”为附庸物。还有不少篇目表现了作者重视民众的力量、关心民众的利益的观点，特别是《周语上》记国人驱逐暴君周厉王，《越语》把国家兴亡、战争成败的关键放在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上来写，都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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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黄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