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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剩”下——“独性很强”的年轻人
1981年出生的刘豪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剩男”。
刘豪家境殷实，在天津的城市核心区拥有3套房产，其中两套是“一位难求”年年看涨的“顶级”学区房。他有一份国企的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天天健身，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完美身材。
刘豪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温柔的性格、和谐的家庭。“听上去要求不高啊，可我给他介绍3个女孩，都无疾而终。”他的表姐气呼呼地说。
第一个女孩比较腼腆，两人见面后聊了几句，女孩就开始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刘豪觉得要么就是对自己没兴趣，要么就是没什么礼貌，顿时没了好感，相亲现场变成了两个人面对面玩手机。
跟第二个女孩见面后，双方都跟介绍人表示对彼此有好感，互留微信继续联系。结果，那个女孩每次回消息的速度慢得让刘豪抓狂，“有时候隔一天才回复。”刘豪约她周末出来玩，女孩回复，“我爱睡懒觉，周末一般都要睡个大半天，晚点再约。”几次下来，刘豪有点生气，“怎么她只考虑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呢？”
刘豪和最后一个女孩聊得挺愉快，结果约会了没几次就分手了。原因是女孩养的狗生病了，两人在给狗治病上发生分歧，吵了几句，刘豪觉得自己一片好意没人领情反被埋怨，女孩觉得男生在现实中说话态度粗暴，跟微信聊天简直不像一个人，最后不欢而散。
他的表姐评价说，“别看他都38岁了，其实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而他自己倒也觉得无所谓，每天下班先健身，回到家父母把饭菜都做好了，晚上打打游戏，跟朋友微信聊聊天，“一点也不觉得无聊啊”。
和刘豪一样，这些眼下本该进入婚姻生活的年轻人，恰是独生子女一代。原新认为，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是家庭的中心，因此表现出“独性很强”的特点。
这种特点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私，我们看到在国家遇到灾难等困难时，很多90后年轻人特别踊跃捐款捐物。”他认为，这些年轻人身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追求舒适、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享受当下、只对自身负责的生活态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关爱别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等。
通信方式变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性，都在加剧这种“独性”。在这个一根网线就能联通全世界的时代，通信方式越发智能化，反而导致人们面对面的沟通越来越少。外卖文化的兴起让吃饭不一定需要有人陪伴，只需要手机点一点饭菜就能送上门。
原新从近几年高校招聘面试中发现一种趋势：一些人的简历特别优秀，用邮件沟通也非常顺畅，可一到面对面环节却判若两人，表现出沉默、少言。原新说，这种人际沟通的障碍放到谈恋爱中必然成为硬伤，“不谈，怎么恋爱啊？”
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娱乐方式也越发多样性，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有无数种选择可以填补空余时间。这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种感觉：不一定非要有家庭，才能享受家庭带来的生活乐趣。
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不结婚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同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过去人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现在越是大城市越开放，谁也不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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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单身——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
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5年，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上海房价飙升的速度，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让他望而却步。
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的，是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还有一点更重要——上海户口。
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和北京两个国际化大都市，户口问题成了一些年轻人迈向婚姻的一道坎儿。
自称北京大妞的郭美洁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咱家不缺房、不缺钱，找对象就找北京人。用她爸爸的话说，哪个老北京家里没有几套房？找个北京人，离父母近，小两口根本不需要奋斗就吃穿不愁。
33岁的郭美洁上大学时就获得出国交换学习的机会，读完研究生回国在一家外企驻中国总部工作，刚入职时月收入就有两万多元。她常和好友去吃饭、逛街、购物，一有假期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生活得挺好，不能因为结婚降低现有的生活品质吧？”
婚姻的门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无形中也在水涨船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房价飙升更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望婚却步”。无房、无车、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这些经济欲求的增加，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虑婚姻。
财富积累的背后，就业竞争也愈发激烈。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所减少，但中国依然处在劳动力供给的“高原平台”上。每年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依旧保持在9亿人以上，直到2040年劳动力人口依旧不会低于8亿人。这意味着，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也导致了婚姻的推迟。
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吸引了2.88亿农民工来到这里寻求发展机会，他们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超过半数。如此庞大数量的年轻人在中国的版图上流动着，这种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婚的概率，压缩了他们谈恋爱的机会。同时，选择结婚意味着必须负担起养育孩子的生活成本，这也促使他们的结婚率下降。
此外，原新还提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达30年时间累积了3000万以上的“剩男”，“从婚姻的角度说，这批人天生就缺少相对应的另一半”。
如果婚恋市场有“鄙视链”的话，那么大多数“剩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剩男”则往往是学历和收入都较低，处于“鄙视链”的底端，这两组人群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
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2018年曾发布过一份《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对于“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您会怎样？”的问题，69.53%的青年选择继续等待，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会选择结婚；15.61%的青年选择“保持单身”；有9.34%的青年愿意“降低择偶标准”；仅有5.52%的青年选择“将就结婚”。
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必要过多担心。在原新看来，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社会应多尊重，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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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胡春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报] 更新日期：2021-0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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