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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 、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 其亦不量其力, 果见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
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己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译文】
孟子严厉指责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其实,杨、墨也是当时的贤士。假若他们与孟子同时,也未必不被称为贤者。墨子主张“兼爱”,是行仁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是行义过了头。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要灭天理乱纲常而眩惑天下,但是,其所产生的弊端,孟子比为禽兽 夷狄,这也就是所讲的用学术来灭杀天下后世。如今,世上的学术毛病,能说是学仁太过分了吗?能说是学义太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呢?如果与洪水猛兽相比,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孟子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时代,杨墨学说充盈天下,人人推崇,不亚于今天的人推崇朱熹的观点,其时,才孟子一人与他们争辩。唉,真可悲!韩愈说:“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哎!若我者,更是不自量力,的确认识到了自身面临的危险,至死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了。正当众人在欣喜欢悦时,我则流泪叹息;正当世人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时,我则独自忧心忡忡疾首蹙额。此种情况,若非我神经错乱丧失理智,那么,一定是有极大的痛苦潜藏心中。此种情况,若非达到天下至仁的人,那么,谁又能明察呢。我著写《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中,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未经考证,虽不一定都是出自晚年,但大部分是写于晚年的。我的本意在于婉转调停朱陆的论争,重要的是讲明圣学。我生平对于朱熹的学说奉若神明,一旦与它背道而驰,心里的确也很难受,因此,无奈才作了《朱子晚年定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忍心与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这是我的本心!无奈之下与它抵触,是因为道原本如此。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啊!您认为我是执意要与朱熹不同,我岂敢自我欺骗?道,原本是天下公有的道;学,原本是天下公有的学,并不是朱熹可以个人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个人私有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只得秉公而论。所以,对于正确言论,即便与自己的不同,也对自己有益;对于错误言论,即便与自己的相同,也对自己有损害。对自己有益的,一定会喜欢它;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会厌恶它。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即使与朱熹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没有出息,是不肖之人,但对待朱熹岂敢用,小人之心啊!
〔评析〕
圣人的仁、义之心宛若大盘里的水,平平正正地放着不动,浑浊之物就会沉淀,而清明之物就会浮在上面,可以照见人的须眉,观察人的面色;如果微风吹过,浑浊之物又会浮于水面,清明之物则会混于其中,以至模糊自身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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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传习录 王阳明 |
文章作者:明·王阳明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2023-0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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