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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来书云：“谓致知之功，将如何为温 清，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非别有所谓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 清，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 清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 清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 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 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温 清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 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 清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温 清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温 清之良知，而后温 清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此区区诚意、致知、格物之说盖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将亦无可疑者矣。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您说所谓致知的功夫，就是怎样让父母冬暖夏凉，怎样奉养正恰，亦即诚意，不是别有所谓的格物，这只怕也不甚正确。”
你这是在用自己的意思来猜度我的想法，我并未向你如此说过，若真如你所言，又怎能说得过去?我认为，让父母冬暖夏凉、奉养正恰，并且在做的时候感到满意，没有违背自己，如此才叫诚意。知道如何做到冬暖夏凉，知道如何奉养正恰，这只是所说的知，而非致知。必须正确运用关于冬暖夏凉的知识，切实做到了冬暖夏凉;运用关于奉养正恰的知识，切实做到了奉养正恰，这才叫做致知。冬暖夏凉、奉养正恰之类的事，就是所说的物，并不是格物。对于冬暖夏凉的事，完全依照良知所知道的技巧去实行，没有分毫不足。这才能称为格物。冬暖夏凉，这个物“格”了，然后方知冬暖夏凉的良知才算是“致”了;奉养正恰，这个物“格”了，然后方知奉养正恰的良知才算是“致”了。因此，《大学》才说：“格物而后知至。”致那个知道冬暖夏凉的良知，尔后冬暖夏凉的意才能诚;致那个知道奉养正恰的良知，尔后奉养正恰的意才能诚。因此，《大学》又说：“知至而后意诚。”以上这些就是我对诚意、致知、格物的阐释。你再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不会有所疑问了。
〔评析〕
《大学》中说：“格物而后知。”“知至而后意诚。”这条“格物——知至——意诚”的认识链，实际是一种思维逻辑。像这样的认识逻辑现实中还有很多类举。例如：大自然创造了万物，万物养育了生命，生命维系着大自然。可见，这种逻辑原本是一种圆圈，而不是线段，从这一端发展到了另一端。在“格物——知至——意诚”的逻辑链上，知与行并非两个端，它们互为起点和终点。
【原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 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 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 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忠不孝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些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
来信写道：“大的方面的道，人容易理解，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笨妇也能懂得。至于那些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微处，必须等学过之后才能明白。如今要在温 清定省上说孝，谁人不知?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 然后人的心体方不被蒙蔽， 遇事才不出差错。 ”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这种认为是正确的。只是后世的学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的道而不去遵循，却把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这正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过：“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在良知良能方面，愚夫笨妇与圣人一般。但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笨妇则不然。这正是二者的区别。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岂能瞒得了圣人?只是圣人不在这上面大作文章。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仅去致其良知以精察心中之天理，这与后世所谓的学问大相径庭。你还没有去致良知，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这就是把难以理解的作为学问的弊端。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犹如规矩尺度与方圆长短的关系。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不可测定，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一旦制定，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良知能够“致”了，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毫厘之差所导致的千里之谬，不在我心良知的细微处研究，又在什么地方用功呢?这如同不用规矩却要确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我只会看到他破绽百出，劳而无功的结果。你讲在温 清定省上说孝，谁都知晓，但真能致其知的人太少了。若说大略地知晓温 清定省的礼仪，便说能致良知，那么，只要是知道君主应该仁的人，都可说他能致其仁的知，知道臣属应尽忠的人，都可说他能致其忠的知，那么，天下谁人不是致知的人?由此可知，致知必须显现在行上，而不行就不是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人。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更清楚了吗?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就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舜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讨商，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就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武王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如果舜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武王不是真心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后世的人不肯尽力致良知，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反而去空谈一些反常的事，一口咬死这些才是处理事情的根据，以求遇事没有闪失，如此就离题万里了。其它几点，都可依此而类推。因此，古人有关致知的学问，从中就会完全明白了。
〔评析〕
大道理明白了，小事理却混淆了;事理上分清了，行动起来又糊涂了;行为上不离规制，事理上又有了偏离。这些都是不能“致良知’”的原因。心里有了良知，处事为人便有了衡量长短、方圆的规矩。什么是良知?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天地自然之法则。良知唯在心中致，离开本体之心则无良知可致。圣贤致心不乱，自然良知显现;良心显现，便有了处事的法则;有了法则，事事理理自然清楚明白。所以说，人有千算不如天之一算。天之一算便是“致良知”的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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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签：传习录 王阳明 |
| 文章作者：明·王阳明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2023-0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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