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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分类：国学典籍 / 传习录〗〖阅读选项〗 |
【原文】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 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 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之心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 故知新，朱子亦以温 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 故，而温 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您认为《大学》的格物，唯求本心，这还可牵强附会。至于《六经》、《四书》所讲的多闻多见、多知前人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 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如此等等，都清楚表明要在处事中求取，在论辨中获得。功夫的节目、顺序是不可紊乱的。”
有关格物的内涵，前文已作了详细阐述。“牵强附会”的批评，已不必再多作解释。至于说到多闻多见之类，都是孔子针对子张而说。子张好高骛远，认为唯多闻多见才是学问，而不能反求内心以存疑惑，所以，他的言行难免有埋怨和悔恨，而所谓的见闻正好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孔子说这番话并不是教导子张去多闻多见，而是为了纠正他那要多闻多见的缺点。孔圣人曾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这句话与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意思相近。这些正表明人的德行的良知并不来自于多见多闻。至于“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就是只寻求见闻上的细枝末节，已落入第二义了。因此孔子说是“知之次也”。把见闻方面的知作为次要学问，那么，所谓的主要学问是指什么?从此处，对圣人致知用力的地方我们可以完全窥见了。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若知真在于多学多记，那么，孔子为什么要用这一谬论来欺骗子贡呢?“一以贯之”，不为致良知又为什么?《易经》上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倘若以积累德性为目的，如许多知以前的言行，又何尝不是积累德性的事呢?此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好古敏求，就是热衷于古人的学问而勤劳迅捷地寻求我心的理。心即理。学，即学这个心。求，即求这个心。孟子讲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并不是如同后世之人，把广记博诵古人的言词当成好古，那仅为迫切追求功名利禄等外表的东西。关于博学审问，前文已讲得很是详细。温 故知新，朱熹也说是尊德性的范畴。德性岂能向外寻求?知新必经由温 故，温 故才可知新，这又可作为知行并非两回事的有力佐证。“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再返回到至约。若没有返回至约这一论点，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指什么呢?舜的爱问好观察，也仅是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使道心惟精惟一。道心，即为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处事、废弃论说呢?但处事和论说，都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也正是要致其本心的良知，而不与世上那些只用口耳谈说为知的人相似，把知行当两回事看待，如此才真有节目先后可说。
〔评析〕
常人之所以将知行分为两截，又是由于他们把良知与知识混同一体。良知与知识是有区别的。从体用上分，良知是本体，知识是本体发用之物;从先天与后天上分，良知是先天存在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知识是后天产生的，“必待学而能，必待虑而知”。所以，学者应“务践履以充良知”，通过去恶存善的功夫，去把握人之本体——良知。此乃又“圣算”之一法。
【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于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历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
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历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历之心，而行幽、历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用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候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饮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偏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 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 ，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 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伤，蒐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抚回以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 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戏谑跳踉，聘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曰远日晦，而功利之习 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 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 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于谁与望乎?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和墨子的行仁义，乡愿的近乎忠信;尧舜及子之的禅让;汤武、项羽的放伐;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摄政，一概论之而没有佐证，又将何去何从?同时，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都未曾鉴察区别，如果国家要修明堂、建辟雍(学校)、制历律、行封禅，又将有何益?所以《论语集注》中说道：‘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共行事之实也。’这个可以当成定论了。”
你所讲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区分，和前面说的舜与武王的情景大致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你心存疑虑，前面在讲良知时，已经以规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说明了，此处不再重述。至于说到修明堂、建学校之事，似应讲几句。然而，这些事情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暂且就你所说加以辨析，或许能消除一点你的困惑。关于明堂与辟雍的记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月令》和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六经》与《四书》中，还未曾作详细记载。岂不为吕不韦和汉代学者郑玄的知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要渊博?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毁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周的明堂还完好无损。尧舜远古之时，用茅草盖房屋、垒土作台阶，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碍他们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模样，但不能拯救周幽王和周厉王时的天下大乱。何也?这不是表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厉王的蛇蝎心肠来实施幽王、厉王的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代，汉武帝重新探讨明堂之事;唐朝，武则天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国政的效果又如何?君主建的学校称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泮宫，均是根据地形而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至于是否类似壁环，是否建在泮水边，都无足重轻。孔老夫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须有中和之德。
只有以声为音律，以身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礼作乐。诸如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因此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把握时间;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为了“以齐七政”。这些都是争取尽快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
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羲与和在历法数学方面的才华，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才华。尧舜的智能对事情并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尧舜也不一定能从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现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习 ，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卜之士，也可修订历法，占卜天像而不会有闪失。难道这是后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尧舜、禹稷更能干吗?封禅之说更不可信。此是后代奸佞之徒为了讨好献媚，夸大其词，借以迷乱君心而浪费国力。这种欺天骗人、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不屑谈论。这也正是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然而，你则认为这是儒生应学的，只怕有欠考虑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尹氏话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若礼乐名物之类真与成圣的功夫相关，而圣人也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那么，圣人也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并不是从礼乐名物方面说的，那么，礼乐名物之类，亦与圣人毫无关系了。之所以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仅指义理，而非指有关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学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学这个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在困难中学这个义理罢了。现在学者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知的，他们不去通过学习 而知晓，相反迫切地把圣人所不能知的来作为学问，这不是将向圣人学习 的方向给迷失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就你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阐释剖析，关于拔本塞源这一根本问题还未谈及。 不能让天下人理解拔本塞源的主张，那么，天下向圣人学习 的人，就会日益感到复杂，日益感到艰难，并将会渐渐伦为禽兽 夷狄，还满以为在修习 圣人的学问。不懂拔本塞源，即便一时理解我的主张，最终将是问题此起彼伏，疑惑接踵而至。我即使唠叨不停，甘冒一死，也丝毫不能拯救天下。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他看全天下之人，并无内外远近之别。只要是有血性的，都是他的兄弟儿女。圣人想让他们有安全感，并去教育他们，以实现他的万物一体的心愿。天下平常人的心，起初与圣人并无什么不同。他们只是被自我的私心迷惑，受到物欲的蒙蔽而间隔，公天下的大心变成为我的小心，通达的心变成有阻碍的心。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甚至有将自己的父子、兄弟当他人看待的。圣人为此深表忧虑，所以推广他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来教育天下，让每个人都能克制私心，剔除蒙蔽，借以恢复人们原本共有的心体。圣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尧舜所传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教育的细枝末节就是舜命令契的五个方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尧舜与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学的只有这些。其时，人们没有不同的看法，户户没有不同的习惯，能自然做到这些的称圣，能努力做这些的称贤。违背这些的，即使聪明如丹朱，也为不肖。在街巷田野之中，并从事农工商的人，均纷纷学习 它，努力完善自己的德行。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纷繁的见闻、烦复的记诵、糜滥的词章及对功利的追求，而只让他们去孝敬父母，敬重兄长，诚实待友，籍以恢复心体中原本只有的，而这些是人性中固有的，并不是从外而借来的，又有谁不能做到?学校里所做的事，只是为了成就德行。
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治理水土和种植，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也们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依据德行让他任职，并让他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凭地位的贵贱来分重轻，不凭职业种类来分优劣。作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若自己的才能适宜，即便终生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丝毫不感到辛苦，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此时，全天下的人高兴快乐，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其中资质较差的人，就安守从事农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奋，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好高务外的念头。才能卓著的人，如皋、夔、稷、契等，就出仕当官，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国事宛如家事，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互通有无，有的制造器物，大家团 结合作、齐心协力，纷纷献计献策，以实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愿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有所怠慢，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所以，稷勤勉地种庄稼，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把契的擅长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长教化;夔主掌音乐，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把伯夷通晓礼，看成自己能通晓礼。他们心地纯洁明亮，能够彻底实现万物一体达到仁的境界。因此，他们的胸怀宽广、志气通达，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例如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拿、脚行，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服务于自身的。眼睛不因没有耳朵的灵敏而感到可耻，但在耳朵听时，眼睛一定会辅助耳朵。脚不因没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耻，但在手拿东西时，脚也必定向前进。由于人身无气周流充沛，血液畅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觉到，并有神奇的反应，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之所以圣人的学问至简至易;易知易从;容易学会，容易成才，正是因为它把恢复心体所共同的义理当根本问题来抓，而非只注重有关知识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后，圣学颠覆而邪说横行，教的人不肯再教圣学，学的人不肯再学圣学。行霸道的人，窃得与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知识来满足私欲，天下的人竞相模仿他们，圣人之道因此被丛生的荆棘阻塞了。人与人之间彼此效法，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富强的技巧、倾诈的陰谋和攻伐的战略。只要能够欺天骗人得到一时的好处，可以获取声名利益的方法，人人都去追逐。比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种人，简直数不胜数。时间一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掠夺，祸患无穷，人与禽兽 夷狄几乎没有两样，霸术再也行不通了。此时，世上儒者感慨悲痛，他们搜寻从前圣王的典章制度，在焚书的灰烬中拾掇修补，其意图正是要恢复先王仁道。但是，距离圣学的时代太遥远，霸术的广泛流传已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是贤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术的薰陶。如此，他们希望讲明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道的势力范围。相对来说，圣学的痕迹再也极难找到了。于是，产生了训诂学，为了名誉传播它;产生了记诵学，为了显示博学去谈论它;产生了词章学，为了华丽去夸大它。如此沸沸扬扬，竞相在天下争斗打闹，不知有多少人!面对万径千蹊，人们无所适从。世上的学者，如同走进了百戏同演的剧场，处处都是嬉戏跳跃、竞奇斗巧、争妍献笑之人，观者瞻前顾后，应接不暇，致使耳聋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里胡 乱转悠，乐不知返。他们仿佛精神失常，连自己的家竟也不知在哪。其时，国之君也被这些主张弄得神魂颠倒，他们终生从事无益的虚文，自己到底说什么也一无所知。有时，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欲有所作为，但他所能达到的，只不过是为争取富强功利的霸业罢了。圣人的学问，越来越晦暗;功利的习 气，越来越严重。其间，虽也有人推崇佛老，但佛老的观点始终不能消除人们的功利之心。虽也有人曾综合群儒的主张，但群儒的主张最终也不能破解人们的功利之见。功利的毒汗，已深深渗透到人的心底骨髓，积习 成性，时至今日已达几千年之久。世人在知识上彼此炫耀、在权势上彼此倾轧、在利益上彼此争夺、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声誉上彼此竞取。那些从政为官的人，主管钱粮还想兼事军事刑法;主管礼乐还想兼事官员选拔。身为郡县长官，还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为御史，又窥视着宰相这一要职。不能作那样的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记诵的广博，恰好滋长了他的傲慢;知识的增多，恰好让他去为非作歹;见闻的广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辨;辞意的华丽，恰好掩饰了他的虚伪做作。因此，皋、夔、稷、契不能兼作的事情，现在，刚入学的小孩子都想通晓他们的主张，穷尽他们的方法。他们树的名义招牌，都是为了什么共同促进天下的事业，但真正的意图是，以此为幌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实现他们的私心。唉!凭如此的积习 ，凭如此的心志，而又讲如此的学术，当他们闻听圣人的教导，就把它当成累赘包袱，从而格格不入，如此看来，此举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他们认为良知并不完美，认为圣人的学问是无用之术，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唉!士者此生，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士者此生，以学为志，不也是太劳累，太拘泥、太艰难了吗?唉，真可悲啊!有幸的是，人心中的天理始终不会泯灭覆没，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那么，倾听了我所讲的拔本塞源的主张，一定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如决口的河水，一泻千里而势不可挡!若非豪侠之士，自觉勇敢地奋起，我又对谁寄予厚望呢?
〔评析〕
文中的“拔本塞源”应为对时事的看法，而不是“主张”，如果当作主张解，就是“溯本浚源”，“正本清源”了。陽明先生这一大段议论和论述，说的就是对时事学风正本清源的问题。鉴于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阶层到学者都拔除了先圣学说中的根本教义——天理，阻塞了传统文化的弘扬。各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不但扰乱了人心，而且污染了社会。所以，陽明先生最后大声疾呼，把正本清源的希望寄托于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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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签：传习录 王阳明 |
| 文章作者：明·王阳明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日期：2023-0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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